人民币可能面临新的特里芬两难
对中国来讲，人民币作为越来越重要的储备货币以后可能面临新的特里芬两难，那个时候中国的政策到底是对内优先还是对外优先，要学习大部分国家的经验，一般来讲是对内优先。
人民币加入SDR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成为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一步。但是，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的同时，市场也有声音担心人民币国际化或将面临特里芬难题。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1960年，其《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提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对于中国而言，市场的疑问主要集中在如何在维持贸易顺差的基础上实施货币输出，怎样在人民币需要在市场化贬值与维持币值坚挺之间寻找平衡。同时，亦有声音认为此时讨论这个话题为时过早。
那么，人民币国际化是否将面临特里芬两难，应该如何避免？
在19日由香港中文大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普林斯顿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国金融稳定与房地产风险”国际论坛上，《财经》记者向参与“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启示”主题讨论嘉宾提出上述疑问。
北京大学教授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黄益平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表示，到底会不会对中国造成非常大的约束我不知道，如果有这个约束，那么，在短期来看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适当分散一下压力可能是可以的，但最终如果这是一个问题，就不是我们单个国家可以解决的，我们真的需要考虑全球央行的问题。
“特里芬难题的意思是作为国际货币负有提供全球流动性的责任，如果过去的渠道通过经常项目的逆差钱往外走的话，随着国际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这个提供储备货币的国家需要有越来越大的经常项目逆差才能保证充足的资金给国际市场流动性，这是必要的过程，它的悖论就是当一个国家的逆差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不断地积累，意味着它的负债越来越高，最终会对货币信心产生怀疑，这是特里芬两难的含义。”黄益平说。
后来，全球危机爆发以后对美元提出很多讨论，黄益平分析，包括有的专家提出是不是可以考虑其它机制，但是特里芬两难这个问题在学术上没有定论，因为发现，除了经常项目逆差以外还可以通过其它的资本外流、援助等方法做补充，所以机制可能是多样化的。
三藩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研究顾问刘铮补充，特里芬难题的前提是说一个国家不能有永久的贸易赤字，如果一家国家对外欠债越来越多，投资者对这个国家的信心就会有损害，反过来看美元在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之后，大部分是贸易赤字，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全球危机的时候大家也是在购买美元债券，关键是全球投资者对这个国家的央行和政治体系一定要有足够的信心，如果一旦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或者是不信任，央行去支付的能力会出现问题。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告诉记者，特里芬两难实际是一个演进的过程，这个演变主要包含两个层次。
管涛说，第一个层次特里芬两难是传统的，讲的是世界最后消费者通过贸易赤字提供国际清偿能力，这是60年代美国面临的问题。这种情况是说作为中心货币面临这个问题，因为你要扮演世界最后消费者的角色，但是作为次中心货币像欧元、英镑、日元这些经济体经常项目是顺差还是逆差并不是很确定的，只有美国是唯一比较确定的，这是传统的特里芬难题。那么，对于中国可预见的未来，人民币不取代美元成为主要货币，中国可能不会面临这种传统的特里芬两难。
还有现代的特里芬两难，管涛表示，是指当这些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可能国内的政策到底是服务于国内的经济目标还是要服务对外的经济目标，有时候对内和对外目标冲突，哪个优先？就可能面临新的特里芬两难。
在200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讲话中提及国际储备货币存在的特里芬难题，进而提出以超主权储备货币替换主权储备货币的构思。
“作为中国来讲，人民币作为越来越重要的储备货币以后可能面临这样新的特里芬两难，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到底是对内优先还是对外优先，要学习大部分国家的经验，一般来讲是对内优先。”管涛说。（《财经》）
